美国飞虎队和昆明北京路石房子曾为欢宴歌舞运动场见证友谊

  

  就在昆明人饱受日寇空袭的痛苦之际，一支来自大洋彼岸的志愿飞行队，飞临昆明。这支后来被誉为“敌人眼中的死神”、“世界之最勇敢的空军”的队伍，正是人称飞虎队的“美国志愿飞行队”。

  1941年末，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入昆后不久，太和街385号曾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以欢迎飞虎队的到来。

  1942年初的一天，太和街385号外站满了警卫，石房子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厨房里，越南大厨阮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正在制作西餐；佣人们在阮师傅的指点下，抬着西餐、鸡尾酒等送往餐厅。这对我们几个孩子来说，今天的宴席和以往很不一样。

  因为自迁入新居以来，父亲在家宴客是常事，西餐宴客次数也不少，但像今天这样“讲究”的，倒还为数不多。今天宴请的是谁呢？

  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餐厅内觥筹交错，大家频频举杯，主客尽欢。而就座的宾客中，除了平常经常能看到的几位熟悉面孔外，还有四五十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

  其中一位让人过目难忘——他那棕黑粗糙的脸上长着一对锐利的眼睛，上颚坦平，鼻子方正，口唇很薄，下颚坚实地鼓出，一看就知道是个冷酷十足的军人。这些老外抬着高脚杯，表情丰富，耸肩皱眉，嘴里说着听不懂的“洋话”——不过这洋话很快就由翻译官翻译成了汉语。

  原来这是刚刚从美国来到昆明的“美国志愿飞行队”，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飞虎队”，那位看起来“冷酷十足”但却笑声爽朗的人，正是陈纳德将军。

  1942年初这天晚上的鸡尾酒会，正是父亲等人为欢迎陈纳德将军的接风洗尘宴。

  而把欢迎宴设在我家，还在于父亲当时兼任滇黔绥靖公署交际处主任，把自己的家当作“接待宾馆”这并不是头一回。

  再次，家里的西餐厨师在昆乃是最有名的。所配置的西餐厨具和餐具也是最完善的。

  其实昆明对于陈纳德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这已是他第二次到昆明了。早在1938年夏天，他就曾到昆明的航空学校，训练中国飞行员。

  但相对于第一次到昆，这一次归来的陈纳德，显然很快就成为了昆明人心中的救世英雄。

  陈纳德于1940年10月受蒋介石委托，回美筹建志愿航空队对日作战，经费利用了美国对华的“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

  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招聘了240名飞行员和别的技术人员，采购到了100架美制p-40型战斗机，这支组建的空军队，定名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

  1941年12月18日，陈纳德率领这支队伍的司令部和第一、第二中队进驻昆明。志愿队入昆后两天，就迎来了它的第一次战斗。

  12月20日，一向得意忘形的日本飞机再次袭击昆明。志愿队与其激战于昆明、宜良上空，将入侵的10架飞机击落3架，毙敌十二人，而志愿队无一架飞机损失。

  （关于飞虎队第一次与日机激战的战绩，笔者在档案馆查到的防空司令部的记载是击落３架，但有的书上说是6架，还有的书上说是4架。）

  志愿队的初战胜利，给饱受日机轰炸的昆明人民以极大鼓舞。当晚，昆明各界就为美国志愿队举行了庆功会。第二天的报纸头版头条报道战斗经过，称美国志愿队的飞机是“飞虎”，美国报纸随后也用了这样的称谓。

  从此，“飞虎队”成为志愿队的代称，陈纳德获得了“飞虎将军”的美誉（1943年12月成为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头戴星条高帽、腾空而起的飞虎愤怒地抓破日本太阳旗图案，则成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美国驻华航空特遣队、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及其所属作战飞机的著名非正式标志。

  飞虎队“是中国人给志愿队起的别名，以云从龙，风从虎，虎而能飞，其猛无比之意。”在民间，这一带着昆明人民崇敬爱戴的荣誉称号一直叫到现在，包括我本人在内，都笼统地把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和参加“驼峰航线”的空军部队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到来之后，接连几次对敌机的有效还击，让昆明人深受鼓舞。父亲更是兴奋异常，加紧了和飞虎队的合作。

  双方首先做的是把机场的通讯和云南警报网系统联系起来，此后又增加了一些先进的设施，建立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空中警报网，空军基地也建立起一个无线电指挥系统。

  为了更好地与飞虎队合作，父亲很快找来数位英语翻译，直接和飞虎队联络，双方在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我家院子里有一个网球场，住在隔壁皇后饭店的陈纳德将军经常过来打网球，我们弟兄几人都曾为他捡过球。

  那个时候，我的大哥李竞生正就读于1939年开办的昆明英专，父亲的的义女段惠仙和秘书王子刚又都会英语，所以很快和飞虎队员交上了朋友。

  有一次，几个美国飞虎队员用一辆中吉普车把我们几姐弟拉到巫家坝机场玩。当时的巫家坝机场为防备日本女间谍，不准女性进入。因为无孔不入的日本间谍曾经在空军基地弄到过飞行员的名单，日本飞机到机场上空轰炸时，竟然能够在空中用扩音器喊出美国飞行员们的名字。

  更有甚者，有段时间内，在第74航空中队的飞机上的收音机频道中，居然经常会在寂静中突然传出敌人的广播。一个说英语的日本女人直接叫出正在飞行的美国飞行员的姓名，或甜言蜜语，或威胁恐吓，严重干扰了飞虎队的军心。

  可已经到了机场门口却不能进去，大姐李慧生很不甘心。于是几个飞虎队员找到了司令部，告知是李将军的女儿，大姐才被允许进去。

  第一次进入机场，看到了跑道和停机坪上的一架架飞机，姐弟几个高兴得不得了。

  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和姐姐哥哥上了“空中保垒”和“黑寡妇”参观。“黑寡妇”是一种双身战斗机的别名，机身纯黑，据说是方便夜间战斗。

  飞机上大大小小的仪表让我们感觉到很新奇。当时去机场玩，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因为人小爬不上去，急得直跺脚，惹得老美哈哈大笑，一把把我抱上了“黑寡妇”。

  飞虎队在昆明的几年里，和我家相处非常融洽，那些老美（当时昆明人对飞虎队的爱称）见到父亲时，总是热情地称呼：“general-li（李将军）”。

  他们有时会在家里跳舞，大约跳的是“生摆”（音译），有时候也跳交谊舞中的水兵舞。

  碰到父亲在家时，那些热情的“老美”就邀请“general-li”和他们一起跳集体舞。

  他们从大客厅跳到小客厅，又从小客厅跳回来，跳着笑着，欢乐的气氛让大家都暂时忘记了战争，忘记了伤痛。

  自1937年以来，日本便对中国实行了封锁，中国对外的水陆交通几乎全部断绝。

  1942年5月，日寇占领了缅甸和云南怒江以西，滇缅公路完全被切断后，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中国抗战急需的国际救援作战物资能继续输送，中美空军被迫建立起“生命运输线”——驼峰航线。

  这条当时世界上最艰险的航线，是昆明与印度阿萨姆邦汀江之间的空中通道，飞机要飞越海拔在5000米以上的喜玛拉雅山南段，穿过状似骆驼峰背的山峰。

  美国《时代周刊》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有如此的描述：在长达800千米的深山峡谷里，雪峰冰川间，到处都散落着飞机的碎片。每当天气晴好，这些飞机残骸的金属外壳会在阳光照射下 烁烁发光。飞行员还可以将这些反光作为航行的引导，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年多的驼峰飞行，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多架飞机，往来运送各种军事物资80余万吨，运送人员4.3万多人。

  有人算过，在这3年里，喜玛拉雅山上空，不论日夜，每分钟有一架运输机飞过。

  而陈纳德指挥的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不仅承担护航任务，而且是驼峰运输的重要力量。

  阿诺德将军曾对驼峰航线很有中肯的评价：“驼峰航线是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飞机的损失率超过轰炸德国时的损失率。”据统计，在３年多的飞行中，中美两国共损失６０９架飞机，牺牲或失踪飞行员近2000人。

  许多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飞行员，永远长眠在中印两国的土地上，用青春和生命在世界航空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飞虎队的主要任务，还在于和日军的战斗。飞虎队除了在云南、四川、重庆等西南地区的有十数个基地，桂林、赣州、柳州、衡阳、零陵、芷江等地都有他们的空军基地，这些飞行员要阻击来犯的日机。

  要增援艰难作战的中国地面部队；要四处轰炸日军的空军基地；轰炸敌占区香港、上海、汉口、广州等地的军事目标；到印度、缅甸和泰国进行轰炸；到海上轰炸日军的战舰；后期甚至抽时间轰炸日本本土……在长沙保卫战中，为了增援中国地面部队，有些飞行员甚至每天要出动6次以上，每次用光弹药后飞回，装满弹药后再次登上飞机。

  早在还被称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的时候，战斗了7个月的飞虎队就摧毁了297架日本飞机（另有150架日机可能被击伤掉落在另外的地方），自己在空中损失12架，地面损失61架飞机。

  至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包括中美混合联队）时，“飞虎将军”陈纳德领导的航空队克服了指挥系统繁杂、武器装备缺乏和供应物资紧张等等困难，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摧毁了2600架敌机，击沉和打坏223万吨日本商船和44艘海军舰船，打死66700名以上日军。

  当时西南地区仅有的几个空军基地，其机场跑道大多还是泥土地，下雨天飞机就无法起飞降落。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修建好一个碎石铺成的飞机跑道，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妇女、儿童（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多数青壮年男丁要么上了前线，要么为抗战服务去了，很多地方仅剩老弱妇孺）不分昼夜地用双手把石块敲碎，铺到地面上，再用大石碾一遍遍压平。

  就是在这样艰险的战争情况下，美国人带来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只要不飞，到昆明休息了，就要全身心的放松，充分地享受生活。

  同样地，身居后方的父亲等人虽然不直接面对枪林弹雨，但紧张的工作并不比前线指挥战斗的将领轻松。治安、捉奸、防空、接待等等工作，也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可以说抗日战争能取得最后胜利，除了前线将士的英勇牺牲，也离不开后方各阶层团结一致，尽职尽责作好本职工作所作出的贡献。

  会享受生活的美国人在艰苦的战争中保持着他们的饮食上的习惯——当然这要归功于他们身后强大的国家支持。

  万揆一先生《昆明掌故》书中《民国时期昆明的香烟》一文曾提到，驻滇美军的物资供应虽不宽裕，但相对我国缺枪少粮的军队来说，仍有“叹为观止”的感受：

  美军中，即使是一名普通的大兵，不但能定期领到淡黄卡其布军服，并且还有罐头等生活用品，罐头多种多样，咖啡、柠檬、可可，中附压缩饼干数小块，以及20支装的骆驼香烟。

  不过，驻华美军的日常饮食依然是就地取材，中国招待所里所有的食品都是当地产品。

  一般基地的餐厅里都供应牛排、面包、肉饼、土豆、米饭、蔬菜、甜点、咖啡、红茶等。这在到处充满难民、饥饿和疾病的大战期间，也算是中国人为感谢、支持美军所做的努力吧。

  由民间“志愿队”被收纳到美国陆军部飞行队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飞行队，物资供应并不十分宽裕，经驼峰航线运输来的物资，主要是汽油、枪炮、弹药、飞机的重要零件等等作战物资——即使这样，航空队的战斗机、轰炸机还是经常没有维修替换的零件，也曾因汽油供应不足，不得不放弃一些飞行作战计划。

  但在和李府成为朋友之后，陈纳德将军还是常派人把奶酪、黄油、柠檬粉等美国货作为礼物送到我家。这么多东西充实了西餐厨师阮师傅的“厨房”，更多的政府显要来李府作客。

  最开始，我家的几个弟兄也和昆明的老百姓一样，看见飞虎队员，就跷着大姆指喊“老美顶好”。

  后来，由于家里经常有飞虎队员往来，我们也都跟着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英语，我的大哥李竞生更是学会了“老美”的水兵舞，经常和美国大兵在家里跳，看得我们几个弟弟眼馋。

  史迪威公路（中印公路），是在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由中美合作开辟的另一条国际援华物资运输通道。

  这段路是1944年中国军队在滇西和缅北大反攻中，由中美两国工兵在皮克将军的带领下，经２万多人日夜抢修出来的。

  这条自印度东北部雷多终至中国云南昆明的公路，在枪林弹雨中为中国抗日战场运送了５万多吨急需物资，被称为“抗日生命线”。

  它从印度东北部边境小镇雷多出发至缅甸密支那后，分成南北两线进入中国，直达昆明。

  南线多公里，经缅甸八莫、南坎至中国畹町；北线多公里，经缅甸甘拜地，通过中国猴桥口岸经腾冲至龙陵，两线最终都与滇缅公路相接。

  蒋介石在渝发表广播讲话宣布：“我们打破了敌人对中国的封锁。请允许我以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名字为这条公路命名，纪念他的杰出贡献，纪念他指挥下的盟军部队和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役以及修筑公路的过程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1945年1月12日，皮克将军带领由113辆车（载重汽车是清一色的JMC＋轮卡，另外尚有吉普车和救护车）组成的首支运输车队从利多出发，沿刚刚修通的中印公路向中国进发。

  这支车队于1月15日抵达密支那，在那里停留到1月23日，为的是等待中国和美国军队最终清除在这条公路范围内的日军，这支车队于1月28日进入中国境内。

  身为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局局长的父亲和副局长孙季康带着翻译，坐着一辆敞篷吉普车到碧鸡关迎接，昆明各界在西站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皮克将军站立在吉普车上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所经道路都有警察和宪兵站岗警卫，天空中还掠过飞虎队的巡逻机。全昆明人受到极大鼓舞。

  父亲那天难掩内心的激动，据母亲回忆说，平时坐车都是父亲坐在后排，孙季康坐在前排，而那一天是孙在后排，父亲站在前排亲自指挥。

  抗战时期的昆明，某天，云南省某政要的夫人因私家汽车出现故障，便乘坐黄包车外出。途经巡津街商务酒店时，路遇三个喝了酒的美国飞虎队队员，他们看到该夫人貌美，就将其逼进了酒店的酒吧，要请她喝酒。车夫急忙回公馆打电话报警，警局立即派局员谢顺义（副分局长）带领一队警察前往处理。

  警队到酒店后，双方因语言不通争执起来，美国大兵突然掏出贴身携带的手枪恐吓警察，派去的警察也不示弱。

  僵持中，飞虎队的翻译赶来了，这位翻译是中国上海人，姓陈，与谢局员认识，陈翻译正告了美军，他们才收起了手枪。

  事后，陈纳德亲自登门向这位政要道歉。警局局员向父亲汇报时，父亲生气地问：“他们（美国人）掏枪，你们为何不掏枪？”

  原因就是警察巡长以上才有手枪，一般警士都是长枪。这个间谍后来被枪毙了。经过这几次事件后，父亲发觉了长枪的弊病，下令给巡逻的警察也配备了手枪。

  （注：谢顺义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九期毕业，历任巡官局员。1949年在警局参加云南和平起义。）

  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亚洲战区，正是由于美军参战，才使得盟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而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在中国立下的不朽功勋，中国人是永远都不可能忘记的。

  正如1942年陈纳德给罗斯福的信件中提到的那样，“……我不仅能打败日本，且能使中国人变成美国持久的朋友。我相信，我能培植这种友谊，使中国世世代代成为一个大的友好的贸易市场……”

  确实，以陈纳德将军、史迪威将军等美国高级将领为代表的美国援华官兵，在二战中，在中美军民心中，培植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皇后饭店后面有个中机篮球场，那是抗战时期昆明最有名的带看台的篮球场。当时美国陆军及飞虎队的篮球队，和中国抗日正规军的篮球队经常在此比赛。

  牟作云先生（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当年的国手，中国篮球界的名人）在太和街385号训练的以我大哥李竞生为首的篮球虎队，也在此和飞虎队篮球队进行过数次比赛，而每有比赛，我家几个弟兄就要跑过去当拉拉队。

  大哥李竞生正因为受到飞虎队员的影响，1946年到美国留学时，选择到在美国与西点军校齐名的维吉利亚军事学院空军专业学习。

  1945年7月14日，抗战即将胜利，因其美军高层内部的斗争，陈纳德将军向中国战区美国总司令魏德迈中将呈请辞职准备从美国陆军退休。

  他发表讲话说：“回忆八年前，余曾因健康问题辞职。这八余年来，余曾领导一小队空军，以最有限之物资对强敌作战。目下日本人已在中国上空被击败，是以余要求魏德迈将军准余作第二次引退。”（注：见《云南日报》1945年7月15日，《陈纳德将军辞职退休》）

  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发表后，各方人士深表惋惜，1945年7月26日，云南省部、省参议会及省市各界在省党部大礼堂为其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

  8月2日，重庆陪都各界，由国民参政会、妇女慰劳总会等61个机关团体发起，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等102个团体参加，在重庆夫子池新运模范区广场，举行慰送陈纳德将军大会。

  蒋介石把自己的私人汽车和司机让给陈纳德使用，但人群却不让司机发动汽车，汽车被人们推着在狭窄陡峭的街道上行走了几个小时，一直推到广场中央。

  人们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礼物，以表达中国人对这位“飞虎将军”的感情。欢送大会的主席由张伯苓担任，为感谢陈对中国抗战所作的功绩，国民政府特制了四样礼品相赠。

  其中有监察院院长于佑任所书对联，上联为“为自由而战”，下联为“载荣誉而归”，横批为“忠心壮士”。

  人们甚至打破国人习惯，列队逐个与陈纳德握手。面对中国人所做的一切，独自站在台上的陈纳德热泪盈眶。

  值得一提的是，陈纳德将军在抗战即将胜利，十四航空队将调回国之际，把“大道奇”卡车八部赠送给云南，龙云发给市政府，改装后用作公共汽车。

  1946年元月29日，陈纳德离昆前夕，父亲在家为陈饯行。参加送别宴的尚有梅贻琦、晏玉琮、禄国藩、庾晋候、罗佩荣、赵家瓖、肖毅肃、华秀峰、孙季康，李竞生。

  1月29日T晴暖。晚六点半赴李希尧饭约，系为陈纳德饯行者,座中Willard舒之外有宴（晏？）司令及禄、李、庾、罗、赵、萧、华、孙及希尧大公子，拟最近赴美者。

  席间主人出其久有之洋酒如eherry、brandy、whisky皆其醇美，余学众人劝饮稍多，然无醉意，归家稍些即睡矣。（原书第200页1946年）

  1992年，时隔近半个世纪后，飞虎队员乔治、马西屏夫妇及其部分飞虎队员第一次回到昆明，通过政府找到了我们，我家几兄弟在红河餐厅接待了他们，餐桌上众人不禁感概万千。

  我的母亲于1979年移居美国后，马西屏女士数次从美国西部洛杉矶飞赴东部康州，看望90多岁高寿的老太太，最后一次是2006年5月18日。

  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深厚友谊，60多年过去了，这感情仍然深植在两国人民心中，马西屏夫妇和我的母亲就是见证。

  前排右一李鸿漠、右二陆子安、右四宋子文、中龙云、左胡英、龚自知、缪云台，第二排右一张邦翰